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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认为规范和价值分别属于道德和伦理领域，规范不可权衡，价值才可以权衡，基本权利作为规范不可权衡。

与此相反，日本宪法第38条则全面否定在犯罪侦查、刑事程序中强制要求供述，却基本不否定在行政调查中强制要求供述，只是有要件和程序的问题。（6）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根据日本消费者安全法第32条的规定，消费者安全调查委员会在必要时可以根据调查和评价的结果劝告内阁总理大臣，为了防止消费者损害发生、扩大而应采取某种政策和措施。据此，就实行了追究责任与查明原因的分离。当事人的陈述如果涉及犯罪事实，在警察或检察官在场的情况下，就相当于提供了犯罪的证据，当事人可能行使沉默权，不作出对自己不利的有罪陈述。也就是说，这里需要进一步区分任意调查与强制调查。事故调查的结果公布之后，如果犯同样的错误，就容易肯定预见可能性和过失。

与前述两种事故调查相对应，事故调查的特定组织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负责事故处理的机关为了调查该事故而成立专门的事故调查组织。[28] （二）事故行政调查结果的刑事利用 发生事故后，查明事故真相，是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前提，这里的法律责任可能是行政责任，也可能是刑事责任。现行宪法第5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国家统一和全国各民族团结的义务，第5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保守国家秘密，第54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益的行为，第55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纵观世界立宪史，虽然不乏成文宪法之间的相互借鉴甚至移植，但在制宪过程中，首先考虑的还是本国国家治理的现实制度需求。另一方面，现行宪法将独立自主视为我国外交政策的逻辑起点，强调反帝反霸反殖，则是新中国成立几十年来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外交事务处理的经验总结[12]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基于现实需要，我国立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授权立法，包括因行政管理需要而开展的授权立法、因特区发展而开展的授权立法、因改革试验而开展的授权立法等。（一）适用客体 比例原则是对限制公民权利的国家权力的限制。

在这种法律关系中，国家机关一方是管理者，被法律赋予了具有单方性、强制性特征的国家权力，以维护公共利益。[15]参见徐爱国：《分析法学》，法律出版社2005版，第4-12页。

因为这一适用客体的公法属性表现得非常明显和直接，在实践中也极为重要，会被行政机关反复适用。比例原则背后隐藏的也是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问题（国家机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对公民的个人利益进行限制），比例原则的适用过程本质上就是一个利益衡量的过程，目的是实现公私法益的均衡。必要性处理的是手段与手段的关系。[27]参见纪海龙：《比例原则在私法中的普适性及其例证》，载《政法论坛》2016年第3期。

[25]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比例原则是法学学科领域的专属概念，在某些国家已经实现法律化，其在比例一词的基础上具有了独特的法理意涵。[11]更何况，在现代社会，社会事务日趋复杂，专业性和技术性越发明显，这对立法主体的立法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这里的听取意见是一种立法程序制度，至于具体采取何种形式进行，立法主体是享有裁量权的。

相关主体在对立法开展备案审查时可以运用比例原则，将其作为审查判断立法内容是否适当的一个有效基准。立法方法直接反映的是立法能力，关乎立法质量。

[5]参见梅扬：《比例原则的适用范围与限度》，载《法学研究》2020年第2期。公法的立法内容应当成为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的主阵地。

但如果从立法内容的角度来看，它涉及的则是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比例原则是无法适用的。私主体一方是被管理者，无论是在法律赋予的地位上，还是在各种资源的事实掌握上，都弱于作为管理者的国家机关。因为在必要性的规范内涵中，不仅有侵害最小这一要求，而且还暗含着相同有效性这一意思，即侵害最小并非必要性的唯一考量因素，相同有效性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调节和润滑作用。[26]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国家机关在管理过程中的权力色彩有所弱化，私主体也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参与权和监督权，但这也只是一种量的弥补而非质的改变，对两者在法律关系中的总体现状改观不大。关键词:  比例原则 立法裁量 良法善治 法益均衡 合宪性审查 一、问题的提出 比例原则滥觞于德国，最初主要用以规制行政裁量权的滥用，防止公民权利遭到行政机关的过度限制。[13]参见江国华、梅扬、曹榕：《授权立法决定的性质及其合宪性审查基准》，载《学习与实践》2018年第5期。

下面将从客体、场域以及规则三个方面对比例原则在立法中的具体适用展开详细分析，以期从更细微层面揭示将比例原则适用于立法的意义。[9]参见梅扬：《比例原则在给付行政中的适用》，载《财经法学》2020年第4期。

禁止乞讨只是众多手段中的一种，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一手段有助于立法目的的实现，甚至实现效果还是最佳的，直接且快速，因而符合适当性的要求。[22] 如前所述，比例原则的核心功能是裁量治理，具体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在手段选择上的裁量权，它通过适当性、必要性以及均衡性这三个依次递进的子原则审查判断国家机关选择的手段是否为达致目的的最佳手段。

[27]民事立法活动和民事立法内容在性质上是完全不同的，也就决定了比例原则在两者中适用状况的差异。实体裁量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内容上的一种选择。

下面以《大连市关于加强乞讨管理的规定》这一行政规章为例[35]，对比例原则在立法中的具体适用加以描述。实际上，这种运用在一些官方解释和学理研究中都已经得到了一定认可。[30]如此，比例原则的作用就显现出来。[9] （二）形式要件：立法的权利限制之功能 如前所述，在共同体状态下，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国家机关可以对公民权利施加一定限制。

民主立法原则主要是从主体层面对立法提出的一个要求，即立法必须确保人民的参与，反映人民的意志。[8]李海平：《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的条件和路径---以民事审判实践为中心》，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5期。

对于立法而言，它要求立法机关选择的规制手段必须有助于增进或者实现其所追求的规制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立法并不直接发生法律效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人们对立法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立法对公民权利的形成功能上，即确定宪法上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

[4]参见[日]芦部信喜、高桥和之：《宪法》（第六版），林来梵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74-76页。[43] 注释: [1]Alec Stone SweetJud Mathews,Proportionality Balancing and Global Constitutionalism,47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73,112-160(2008). [2]参见刘权：《行政判决中比例原则的适用》，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

[29]可以看出，无论是实务中的各地操作，还是法律层面的具体规定，不适当都主要是围绕立法内容的合理性而展开，其属于合理性的审查范畴。程序裁量是指立法主体在立法程序规则上的一种选择。并且，立法主体在该内容板块上的裁量权运用也相对困难，涉及的利害关系以及价值取舍较为复杂。这个范围设置得明显过宽，可能耗费的成本会远远超过其所追求的目的效益，尤其是三星级以上宾馆、各类大型广场、步行街等区域，完全没有必要，存在杀鸡取卵之嫌。

立法主体通过这两个过程全面了解和掌握各类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并经过衡量尽可能地达致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均衡，以制定出为大部分利益主体所认同与信守的行为准则。但观察发现，比例原则在我国的研究和适用主要集中在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具体的执法领域，而作为执法之依据的立法，则很少关注。

无规矩不成方圆，现代立法的本质就是为社会中的各个主体提供一个行为准则，以立规立据，稳定社会秩序。作为比例原则正式完整确立的标志，药房案则涉及的是对限制公民职业自由权的许可权力的限制。

对此，罗尔斯曾言道：法律不过是通过立法的正义的具体体现。在我国，立法虽然没有被纳入司法审查范围之中，但这并不代表着比例原则在立法中适用就是缺乏制度空间的。